手工篆刻应该博古
宋、元以后，出土文物渐多，旧出或新发现的钟、鼎、彝器等铭文，或砖、陶、瓦、甓、权、量、诏、版刻字等有的逐渐吸收其铭刻文字的结构美或古拙质朴之趣而熔于印中，使手工篆刻美的内涵与趣味更为丰富醇厚。有的更能别开生面，自成一家。可说这也是篆刻家“印外求印”的重要方面，这些都成了篆刻成长壮大自成一体的营养素、催化剂。
最早有此记载的是吾丘衍的《三十五举》，其三举曰：“学篆书必须傅古，能识古器，则款识中古字神气敦朴，可以助人。”二十五举曰：“白文印，用崔子玉写《张平子碑》上字，及汉器上，并碑盖、印章等字，最为第一。”
这里吾丘衍提出了“博古”的修养，而且从印外的“《张平子碑》字”和“汉器、碑盖”上的字入印“最为第一”的卓越见解。并在《学古编·合用文藉品目》中较为详细地分类介绍了历代出土钟鼎、款识、碑版、刻石、汉器、泉、志等存世情况。以及真伪订正等内容。
明朱修能在《印章要论》中也提出：“暮印家不精《石鼓》、款识等字，好此作诗人不曾见《诗经》、《楚辞》。”又说：“《泉志》载历代钱币之文，可考文字之变。”以商、周文字入汉印晋章，如以汉魏诗句入唐律，虽不妨取裁，亦要浑融无迹。”在此不仅提到可用商、周古字，并提出运用的标准是统一谐调的“浑融无迹”。可惜他们的见解，并未引起当时印人的注意，从流传下来的当时印谱印章来看，却很少有这种古文的痕迹。偶尔有个别印章也确有夹杂“古文奇字”，但运用得极不成熟，更未达到“浑融无迹”的要求。
到了清代的康熙、乾隆、嘉庆年间，地下出土的石刻、碑碣、铜器、砖瓦等古器物不断增加，金石考据之学大兴，研究者日多，这在客观上造成了艺术变革的条件，为手工篆刻艺术创新提供了丰富的“地下矿泉水”资源。而独具慧眼能发现这活水源头并加以汲取的要算邓石如。他吸取了秦、汉印及汉碑额、瓦当、砖款等文字，融汇贯通掺入他的篆书中，复以篆入印，后人评他“书从印入，印从书出”，故能别开生面。这正如他自己所说：“余初以少温（李阳冰）为归，久而审其利病。于是以国山石刻，天发神谶文，三公山碑作其气，开毋石阙致其朴，之罘二十八字端其神，石鼓文以鬯其致，彝器款识以尽其变，汉人碑额以博其体，举秦汉之际零碑断额，靡不悉究。闭户数年，不敢是也。”(吴山子《完白山人篆书双钩记》中邓石如自述）吴让之也称赞说:“以汉碑人汉印，完白山人开之。所以独有千古。”从他的“疁城日长”、“铁钩锁”等印中可见之。
与邓石如间时的蒋仁、黄易等人也注意到此，作了些探索。在他们的印款中可见到：
“菽原世侄求作郡望印，即仿汉布，‘安阳’、‘平阳’为之，金石文字可变通，况皆以其他耶。”“偶阅汉砖，亟仿瓦当文，以贻之明，余之不忘君也，“縻挲古泉得此意趣。”
蒋仁、黄易等有仿汉人“碑额”、“仿汉布”、“得古泉意”等是很可贵的尝试，但他们在这个丰富的矿山边，未继续深探，未取得邓石如那样的成果。其他西泠八家中的丁敬也著有《武林金石录》，黄易有《小蓬莱阁金石文字》、赵之琛也为阮元刊刻的《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作过重要的帮手，但可惜他们都未能选好“开矿点”，找到“活水源头”。
到清末的赵之谦，他可算是一位有胆有识的“采矿工程师”。他不仅找到了开矿的最佳选点，同时源源不断地吸收这些矿产，加以熔化、铸成他划时代的艺术之塔。塔尖上闪烁着耀眼的创新的艺术之光，并照耀着后来的探矿者前进之路。他广泛地吸收当时已出土的各种文物铭文，从他印款中可见的有：
- “取法在秦诏汉灯之间，为六百年抚印家立一门户。”
- “从六国币求汉印，所谓取法乎上，仅得乎中也。”
- “略似六国币。”
- “拟石鼓文。”
- “汉镜多借竟字，取其省也，既就简并，仿佛象之。”
- “无闷拟汉砖作。”
- “法三公山碑为稼孙作。”
从这些印跋中，我们可以见到，他所吸取的面已远远超越了朱简所说的以“商周文字入印”的设想，而是将一切可以吸取的出土存世的金石资料，都大胆地加以消化，融于印文之中。
吴昌硕也是善于从历代金石碑版等铭刻中吸取养料，铸成他浑朴苍劲雄伟的个人风猊。与吴昌硕同时的黄牧甫，他接受赵之谦的启导，遵循他指引的道路，沿着三代、秦汉金文，旁及各种金石文字入印之路，纵深开拓前进，形成了他那种挺拔脸峻的线条，及平中寓奇，拙中藏巧的个人风格。如仿《校官碑》字的“纳粟为官”，“仿议竟文”的“雪岑审定金石文字印”，尤其是他对刚出土的新鲜金石文字资料，更是“贪婪”地吞食着、咀嚼着，并消化之，成了他篆刻艺术中的新鲜血液，如他在“我生之初岁在丙辰惟时上已”印款中记述：
“朱博残石出土未远，余至京师，先睹为快，隶法瘦劲，似汉人镌铜、碑碣中绝无而仅有者。余爱之甚，用七缗购归，置案间耽玩久之，兴酣落笔，为蕴贞仿制此印，蕴贞见之，当知佘用心之深也。”
从以上所述的历代有独特风貌的手工篆刻大家看，他们的成功因素之一，就是善于从历史文物中吸取各人所需的养料，寻求自己个性的发挥点，并不断丰富以臻成熟，赵之谦以六国币文入印，从而产生他那种峻挺的面貌；吴昌硕吸取了封泥、砖瓦的斑驳残损的特点，而造就他浑朴、雄厚的金石味的特殊美感；黄牧甫从汉金文中得到启发而形成他那挺劲多变的秀劲和雄奇美。因此，可以说地下出土文物的铭刻文字和它们特有的古朴苍浑之趣，不仅显示了不同大家的风格、面貌特征，同时也体现出手工篆刻艺术美的多样性和趋于成熟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