篆刻是人类本质力量的展示和现实生活的反映

在世界上任何艺术的创造都与人有着直接的关系。篆刻艺术的产生、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显示了人的智慧和劳动不断发展的过程，也显示了人的本质的力量。这种本质力量是通过物质材料一印材、文字和刻刀等工具来表现的，也可以说这是篆刻艺术美的本质的体现。在客观世界中，一切事物的创造都是显示了人的力量。但这种本质力量，并不是以人的主观意识所决定的，而是依靠人与自然的接触，人的社会实践，首先是通过与人的生活密切相关的生产实践来显示的。

原始社会中，人们为了生存而劳动。在劳动中首先创造了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而后逐渐创造了美。即首先创造了实用价值，而后才创造了审美价值。因为，人类要生存的基础是吃、穿。在温饱的基础上然后才考虑求美。墨子曾说：“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篆刻艺术的产生也是经历过这个由实用到审美的发展过程的。

篆刻艺术最早出现的印章，（仅由现已出土的实物来推想）是由铜器铸造时的单个“印模”演变而来的。铜器的印模如何产生，还可上溯到陶器的生产，陶器制品上用以拍打成的各种纹饰的陶拍，我们可以说这是较原始的印章艺术品。据文物考古者考证，陶拍，一般是木制，也有陶制的。它表面刻有纹饰的槽沟，或缠有绳子，使用陶拍在陶器成型的外壁拍打，陶器外表就清楚地留有陶拍的印痕。陶拍中也有少数是运用尖状器刻划而成的。如江西万年仙人洞的洞六下层遗址，出土了不少刻划方格纹和戳制的圆圈夹粗砂的红陶片可印证夂用拍打法制造纹饰，不仅生产效率髙，而且艺术效果也好。陶器的发明是由人类第一次利用火的威力改变了事物的化学性质，从而制作出新的物品。这也表现了人类在改造和利用自然成功过程中人的本质的智慧和力量。

继而是铜器上的各种纹饰的印模。商周时制作的铜器钟、鼎、壘等上图案纹饰多为二方连续，这是由于用单个印模连续在模坯上印制所致。黃宾虹在《虹庐藏印》导言中提到“古昔陶冶、抑埴方圆，制作彝器，俱有模范，圣创巧述，宜莫先于治印，阳款阴识，皆由此出。”此论极有见地，与实物对照起来看，如出一辙。如《尊古斋集印》和《宾虹藏古玺印》中的“兽面印”、“鸟印”等其形结构与商周铜器纹饰和湖北盘龙城出土的商铜鼎、及河南郑州二里冈出土的商代印陶兽面纹饰极为相似。尤其是《尊古斋集印》中的鸟印与陕西扶凤出土的你钟鸟纹饰，如出一人之手。又如安阳出土的图形玺三钮，其中一方亚形鸟玺其中“亚”形中“鸟玺”与辽宁喀左县北洞村出土的商鼎铭文“玺亚”的形貌亦相近似。这些都说明古代图象玺可能与铜器上的印模有密切的关系。这种铜制印模的出现也就是人“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的证明，是先民们制造出的产品为大家所实用，也为实用者所赞美，并得以流传。这个“塑造物体”的形象，就是美的形象。这些物体上显示了他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无穷的智慧和力量。因此，这些具体的物体不仅具有实用的价值，而目.具有审美的价值。人们从中可以看到自己的力量、才能、创造力和美，从而在精神上得到很大的喜悦和满足。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人的本质力量更能体现在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和社会实践中。

篆刻（印章）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显示，但它不是人的主观随意性的产物。而是同其它“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一样，是一定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具体说，篆刻艺术美是现实生活中各种事物形态美在印人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在反映的同时，也表现了作者一定的思想感情。这种思想感情也是现实社会生活长期积淀而曲折产生的。我们从遗留至今的印章作品来考察，如以自然界动植物为对象的肖形印和以篆文为主的玺印，都是现实生活美的直接和间接的反映。

肖形印

肖形印又称形肖印，元明时又称图像印，或“图章”或“鸟虫印”等。这与铜器的生产制作有着密切的关系。最早的肖形印，可能就是为制作鼎彝的单个纹饰的模子。随着印章的使用，而逐渐形成单个的肖形印。它反映现实生活的内容是多方面的。

反映动物方面的，如春秋时代的鱼印。这鱼纹造型与半坡出土彩陶上的鱼纹，和陕西岐山出土的殷父癸觯铭文，以及陕西博物馆藏的周代簋盖内铭文的“鱼”的造型，结构极为相似。又如传山东出土的战国时夔印，它与河北磁县下七垣出土的殷铜鼎上的夔纹结构相似。所不同的只是一取圆形一取横方形，这说明古代制铜工艺师能根据不同对象不同条件而因地制宜，灵活处置。夔也是当时人们想象中创造的神兽。《山海经•大荒东经》载：“东海中有流波山，入海七千里，其上有兽，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出入水则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名曰夔。”又有传说“夔似龙，无角，一足”。

人为万物的主宰，在古代肖形印中反映人的形象和生活的很多，如河南商邱出土战国时代的骑印，黃宾虹释此为“获麟”。椭圆形，此印造形与战国时代铜兵器“郑子戈”图徽接近。另与山西宁武汉墓出土的画像砖刻图之形很相似。《宾虹草堂藏古玺印》中还有战国时的武士印，二印中武士，皆一手执剑，一手持盾，方者作进攻状，圆者作防卫状，有人释为古代士兵操演的“干舞”、“盾舞”气从以上人为主体的肖形印看，不仅反映当时人的社会生活，而且表现了人作为世上主宰的力量。前者能将动物猎获豢养，供人娱骑，后者表现了部落之间的战斗，以及有攻有守的战斗形态。古代印人能将这种题材、根据印章特定的狭小的方或圆形，加以变形处理，使之恰如其分地安置在这个构图中，并表现得如此概括简练，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很了不起的艺术手段。

到了汉代，肖形印反映现实生活的内容题材更加广泛。这当然与时代的前进、先民们在印章艺术领域的制作经验的不断丰富，表现能力的不断成熟是分不开的。从传世的作品来看，常见的有虎、凤、鹤、鹿、马、牛、羊、鸡、犬等动物；有反映人们生活面的广泛多样化，如表现文娱生活方面的有“鼓乐”、“歌舞”、“戏兽”、“杂技”等；反映生产方面的有“牛耕”、“驯兽”、“牧羊”；反映建筑的有“门楼”、“屋庐”以及“战斗”等，还有自然界花、鸟、虫、鱼等題材的。它们在处理手法上，有的简练概括，抓住事物的本质特征，有的还给予夸张或变形，在方寸之地，聚集两个以上形体，聚散得宜，构思巧妙，虚实有致，雄强浑朴。还有一种刻有神怪之类的图象，如人面岛身有双翼的“禺疆印”，人首、全裸、龙身的“伏羲印”以及“神人操蛇”“神人御龙”等，这些作品，虽属怪异，，但都与当时社会风尚、思想意识密切相关，也是现实社会生活的一种折射。

文字印

中国文字从它产生时代起，就具有象形的特征。《易•系辞》中说文字创造“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这是中国文字反映自然的最早说明，后来适应复杂事物的需要，象形之法用不过来，于是又在象形的基础上产生了“指事”、“形声”、“会意”“转注”、“假借”等方法，形成新的文字。

文字的造型形体，多是象形或在象形基础上产生的，因此说它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但又如何使人感到美呢？它所反映的美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又如何呢？这就需进一步剖析文字组成的具体因素了。

文字的结体，是由各种粗、细、长、短形状不同的线，以横、竖、直、曲、转、折等不同方位合理分布组合而成的。形虽不同或类似客观事物的外形，但它分布构成的“理”却与客观现实生活的内在的“理”有相同或相通之处。如结体的匀称、对称、均衡、变化、统一等，形式结构的特点，在文字的构成上都有或多或少的反映。如“立”、“坐”、“行”的结构均衡、对称、变化而又统一等。对这些形式结构认识掌握与运用自如，确是反映了客观事物的内在规律，故能使人感到舒适、自然、美观。

文字（篆文）成为篆刻作品的组成因素，这固然与文字本身的结构和线条美，可以构成篆刻作品美的因素有关，但文字的排列，不一定就等于篆刻作品。因为篆刻艺术是由一字或多字所组成，它不是单个独体字的拼列，它们之间还有一个互相协调统一的关系；另外文字是符号，是单一的无个性的存在物，而篆刻作品是由人的智慧再加工组合而成，它还具有人的因素在里面。这正同文字发展到书法，是由书写的实用发展到书法艺术的关系一样。两者之间有联系，但又有质的区别。郭沫若曾说:“有意识地把文字作为艺术品，或使文字本身艺术化和装饰化，是春秋时代末期开始的。这是文字向书法的发展，达到了有意识的阶段春秋战国时期的金文，表现了多种不同的风格，表现了对艺术美的有意识的追求，但作为在玺印中的文字，确较铜器上的铭文的安排处理、具有更多有意识的行为，尤其是战国晚期至秦汉的印章，更趋于自觉成熟，它具有实用价值，同时又具有艺术的审美价值。

古玺中有不少吉语内容的，如“宜有千万”、“昌内大吉”、“宜士和众敬事”、“出内大吉”、“修身”、“正行亡私”、“宜官”、“宜王”等，都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思想和道德观念、生活准则等内容。

还有大量的官、私印玺，从其内容来饼，卞要是为了“凭证”而实用的。但从其美的观点来看，也同样反映了客观事物和主观审美意识相结合的特点，是现实生活本质的槪括与抽象的表现。同时也具有如均衡、对称、虚实、呼应、相反相成、对立统一等美的一般规律。从上述的吉语玺，以及“司马之玺'“计官之玺”等官印和“肖斗”、“王成”等私印中可管窥一斑。